望舒慕羲和 作品
終章 九三年（卅二）
這番話說的，頗有些誅心之意，但似乎好像大約也又說得通。
至於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實在不好說。
總不能說，皇帝改科舉、興實學，就是錯的。
站在一個“利益無關、只是信仰”的角度看，實學派覺得實學成為天下人人都要學的學問，從雜學提升到正學的地位，總是好的。
當然，若是利益相關，那就另說。對先發地區興起實學後很多算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人，比如說實學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國普及了實學教育，人口基數一上去，別說前1000名，只怕前一萬名都未必排的進去。
若是朝廷直接廢舊學，而把空出來的蘿蔔坑，全都直接考實學，那豈不是對現有的一些實學學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現在搞成這種改革的模式，鋪開學堂和實學教育，那不相當於“卷”起來嘛——原本激進改革說不定能當個鄉長的，說不定只能當個小學老師了；原本只在這麼點地方招人，本來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館之類的實學最高學府的，改革之後說不定就只能考到淮北鹽墾區的農業大學去學種棉花了。
這都很正常，不是說學了實學、學了先進的學問，人就成聖人了。
而均田派說的借勢為之，其實也算是借這種勢，借這種實學派想要把舊學派佔的蘿蔔坑都拔出來的心態，搞激進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這本身，又和歷史上聖西門主義裡的那一套東西很相近:把人分為三個階層，真正有能力學了真學問的理所當然是新時代統治階層的；佔著茅坑不拉屎被認為沒啥用的既得利益的舊統治階層；以及老百姓。
只不過聖西門主義的原始版本里，鑑於法國的情況，以及法國當時壓根沒有文官考試製度這種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東西，所以他劃出來的新時代的統治階層指的是銀行家、實業資本家、工匠、發明家、藝術家等等這些。
而大順這邊因為存在紙張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科舉制度，故而這邊是把實學和舊學對立的，認為實學是理所當然新時代的官僚，而舊學是既得利益者早點讓地方得了。
反過來那一面，對於傳統的舊學一派而言，實際上這些年過來，實學重而經學輕的趨勢，明眼人都知道已經不可避免了。
舊的經學科舉已經走到頭了，很多人也已經意識到了。
但並不是說科舉背後的考試製度，走到頭了。大順現在沒有那麼激進，或者說沒有那麼被人把嵴梁骨都打斷了的絕望和徹底自卑，故而對於科舉背後的考試製度本身，還是有自己的認識的，並且認為這套東西是勝於別處辦法的。
而“學校制”本身，至少學校這個東西，又是復古的。包括說當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復古的名號搞的學校制。
讓那些以科舉為業的大部分鄉紳地主，多學點東西，這引起的反彈沒那麼大——只要科舉制本身存在就行，至於考什麼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說把八股，改成考背誦夷狄的聖經古蘭，單就效果上那也沒什麼區別。
說句難聽點的，以前能進殿試的，千軍萬馬殺出來的智商和學習能力，要是自小學算數幾何物理化學，那也一樣殺的出來。
劉玉早就說過，他不過近水樓臺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這也實在不是謙虛。
搞學校制，在此時大順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變種，內核仍舊是考試選拔。
科舉制有問題，但問題並不是考試製度。
相反，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考試選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況，絕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選拔體系。
只不過是考試的內容、學的東西不行。
但問題是，學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撥款才能建起來。而大順現在這水平，顯然又不可能把學堂普及到鄉村。
某種程度上講，大順現在搞這種教育改革，既相對於過去阻礙了階級間的流動性；也拉大了城市和鄉村的差距；同時也會造成鄉村識字率的下降。
這一點，是母庸置疑的。
最簡單的來說，平民自耕農家庭，以前還能在村子裡的私塾開蒙、識字。
而要搞學堂教育的話，大順肯定沒能力村村都建學堂，仍舊是皇權不下縣，也就是縣一級普及了學堂，頂天就這樣了——如果大順朝廷不是瘋了，搞三餉模式加增助學稅的話。
那麼，這種改革，不觸動農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層管理等問題的話，地主鄉紳無疑是比較樂意的。
因為本質上還是科舉。
只不過科舉的內容改了而已，試題的內容變了。
而且，地主鄉紳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實質上是考試優勢也加大了。
他們可能會出於“純粹意識”的反對。
但在利益上他們得利，是以也鬧騰不起來多大的事，不會引發極為劇烈的反彈。
實際上，這個改革的背後，還是均田派說的那件事:縣城以地租等強制的農業盈餘為基礎發展起來，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舉改革，實質上是穩固了這種縣城通過地租吸血鄉村的畸形模式。
這種畸形模式是有問題的，而且是有大問題的。
的確，大順在19世紀之前，手工業就是冠絕天下。靠這種畸形的以農業地租盈餘為基礎的工商業，靠著大順的體量，確確實實在19世紀之前的“工場手工業”時代，有極大的優勢。
至於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實在不好說。
總不能說，皇帝改科舉、興實學，就是錯的。
站在一個“利益無關、只是信仰”的角度看，實學派覺得實學成為天下人人都要學的學問，從雜學提升到正學的地位，總是好的。
當然，若是利益相關，那就另說。對先發地區興起實學後很多算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人，比如說實學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國普及了實學教育，人口基數一上去，別說前1000名，只怕前一萬名都未必排的進去。
若是朝廷直接廢舊學，而把空出來的蘿蔔坑，全都直接考實學，那豈不是對現有的一些實學學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現在搞成這種改革的模式，鋪開學堂和實學教育，那不相當於“卷”起來嘛——原本激進改革說不定能當個鄉長的，說不定只能當個小學老師了；原本只在這麼點地方招人，本來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館之類的實學最高學府的，改革之後說不定就只能考到淮北鹽墾區的農業大學去學種棉花了。
這都很正常，不是說學了實學、學了先進的學問，人就成聖人了。
而均田派說的借勢為之，其實也算是借這種勢，借這種實學派想要把舊學派佔的蘿蔔坑都拔出來的心態，搞激進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這本身，又和歷史上聖西門主義裡的那一套東西很相近:把人分為三個階層，真正有能力學了真學問的理所當然是新時代統治階層的；佔著茅坑不拉屎被認為沒啥用的既得利益的舊統治階層；以及老百姓。
只不過聖西門主義的原始版本里，鑑於法國的情況，以及法國當時壓根沒有文官考試製度這種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東西，所以他劃出來的新時代的統治階層指的是銀行家、實業資本家、工匠、發明家、藝術家等等這些。
而大順這邊因為存在紙張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科舉制度，故而這邊是把實學和舊學對立的，認為實學是理所當然新時代的官僚，而舊學是既得利益者早點讓地方得了。
反過來那一面，對於傳統的舊學一派而言，實際上這些年過來，實學重而經學輕的趨勢，明眼人都知道已經不可避免了。
舊的經學科舉已經走到頭了，很多人也已經意識到了。
但並不是說科舉背後的考試製度，走到頭了。大順現在沒有那麼激進，或者說沒有那麼被人把嵴梁骨都打斷了的絕望和徹底自卑，故而對於科舉背後的考試製度本身，還是有自己的認識的，並且認為這套東西是勝於別處辦法的。
而“學校制”本身，至少學校這個東西，又是復古的。包括說當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復古的名號搞的學校制。
讓那些以科舉為業的大部分鄉紳地主，多學點東西，這引起的反彈沒那麼大——只要科舉制本身存在就行，至於考什麼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說把八股，改成考背誦夷狄的聖經古蘭，單就效果上那也沒什麼區別。
說句難聽點的，以前能進殿試的，千軍萬馬殺出來的智商和學習能力，要是自小學算數幾何物理化學，那也一樣殺的出來。
劉玉早就說過，他不過近水樓臺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這也實在不是謙虛。
搞學校制，在此時大順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變種，內核仍舊是考試選拔。
科舉制有問題，但問題並不是考試製度。
相反，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考試選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況，絕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選拔體系。
只不過是考試的內容、學的東西不行。
但問題是，學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撥款才能建起來。而大順現在這水平，顯然又不可能把學堂普及到鄉村。
某種程度上講，大順現在搞這種教育改革，既相對於過去阻礙了階級間的流動性；也拉大了城市和鄉村的差距；同時也會造成鄉村識字率的下降。
這一點，是母庸置疑的。
最簡單的來說，平民自耕農家庭，以前還能在村子裡的私塾開蒙、識字。
而要搞學堂教育的話，大順肯定沒能力村村都建學堂，仍舊是皇權不下縣，也就是縣一級普及了學堂，頂天就這樣了——如果大順朝廷不是瘋了，搞三餉模式加增助學稅的話。
那麼，這種改革，不觸動農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層管理等問題的話，地主鄉紳無疑是比較樂意的。
因為本質上還是科舉。
只不過科舉的內容改了而已，試題的內容變了。
而且，地主鄉紳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實質上是考試優勢也加大了。
他們可能會出於“純粹意識”的反對。
但在利益上他們得利，是以也鬧騰不起來多大的事，不會引發極為劇烈的反彈。
實際上，這個改革的背後，還是均田派說的那件事:縣城以地租等強制的農業盈餘為基礎發展起來，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舉改革，實質上是穩固了這種縣城通過地租吸血鄉村的畸形模式。
這種畸形模式是有問題的，而且是有大問題的。
的確，大順在19世紀之前，手工業就是冠絕天下。靠這種畸形的以農業地租盈餘為基礎的工商業，靠著大順的體量，確確實實在19世紀之前的“工場手工業”時代，有極大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