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慕羲和 作品
終章 九三年（廿五）
會把這些走在應用前面的理論科學，用在讓人們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從純粹技術的角度看:未來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飽穿暖的。
這種純技術的觀點，甚至影響了大順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謝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這種背景下純技術觀點的一種體現。
其次:
技術、機械等，此時，還不到必須要大量資本集中研發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階段。
相反，鐘錶匠自己在家，搓出來了改變航海術的航海鍾；紡織工自己在家，搓出來了改變紡織業的紡車；法國工匠，也能搓出來蒸汽汽車……
總之，資本與技術發明的關係，還沒有那麼密切。
彷彿，一個天才的想法，就能改變世界；一個工匠，可能憑藉一種發明，瞬間成為技術領先的資本家完成階級跨越……
人，或者說，技術，甚至可以和資本沒啥關係。人，尤其是獨立的、自由的、一個個的人，無限可能，說不定哪天就可能縱身一躍。
這，會產生很多的、至少此時看起來正確的想法:精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的才智和努力會讓你今天還默默無聞、明天則名聲、票子、妹子，一應俱全。
再次:
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工廠制等，已經在一些先發地區建立起來。
新技術的應用、新機械的使用，無疑生產出了更多的、過去想都不敢想的產品。
或者如宣言裡那句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雖然此時還沒有到這種地步，但已經開始展露崢嶸，彰顯出未來的無限可能。
但是，階級間的鬥爭，在此時，更多的，表現在舊時代的毀滅，而不是新時代的無法解決的固有危機。
或者說，在此時、在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的那種固有危機、內生問題，還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問題。
反倒是，對舊時代的毀滅，原始積累的罪惡，叫上個時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恆的正義”、“永恆的仁義性善”之類的方式看問題的人，產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
而另一方面:小農破產、手工業者破產、失業、小塊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貧困的加劇、原本城市的中產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廠的商品衝擊滑入赤貧。
技術的進步，按說應該是世界更美好、人們會過的更好才是。
但在這個過渡期，尤其是新時代從舊時代的母體破體而出、並且要殺死舊時代的階段……只能說，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畢竟，舊時代還未死，而絕大多數人還是舊時代的人。
於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聽起來仁義道德的”反動思潮。
甚至可以這麼說，誰“反動”，誰才能在這個時代當顯學。
至少在此時的大順，這幾個問題，表現得非常明顯。
當然，主要是在別的地方，比如歐洲，暫時還沒資格出現這個問題。
“反動”的學說成為顯學的條件，顯然是“進步”的力量已經很強大、並且開始對舊時代產生威脅、且已經實實在在製造了新問題，才有資格出現這麼一個“幾乎必然”的階段——以仁愛、抽象的人道主義、道德、善良、人性等為出發點的反動社。
一方面，是大順的農業生產力過早的發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達成了歐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畝產而導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產力水平，以及前一個變革期留下的諸多與此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空想。
另一方面，則是千餘年間此起彼伏的鬥爭、起義，帶來的種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的思潮。
也即是說，在大順的先發地區，一些能、也只能誕生在“新舊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經開始出現。
這些思潮，主觀上，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為了多數人”。
但客觀上。
要麼:
是陷入【基於人道主義原則的空想。對於社會未來的構想，只是把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即財產的平等佔有）為社會變革的直接目的……】，即資本主義發展期的第二種私有制對第一種私有制的謀殺的一種反動。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從人道主義的原則幻想著不要出現剝削和兩極分化的那種以佔有他人勞動成果為基礎的私有制，從邏輯上就陷入了一個需要“機械降神”的死循環中，因為這一套東西，所有制和生產沒有任何關係，而私有制純粹是一個意志的結果，而意志的結果意味著需要一個名為“守護私有制；但又不準兼併、不準壓迫、不準剝削、不準低買高賣、不準投機、不準賺超額的利潤、不準囤貨居奇”的神明來守護這種意志在現實得以實現。
要麼:
鼓吹性善、鼓吹愛、鼓吹仁義道德。
從抽象的人性出發，起勁地咒罵資本主義是一種罪惡，因為它使小生產者、小農等破產。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張無代價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貧困者，甚至主張把無產者變為小生產者。
要麼:
則陷入一種【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的某種必然。
於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
最後:
則是大順這種歷史上有個鹽鐵之爭、官營、管控、均輸、輕重等早期思辨的國家，則很容易產生一種批判的空想。
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發展實業、解決新時代體系下生產無序等問題，等等。
依靠科舉制所衍生出的“選拔精英治國”的精英主義；繼承傳統的官山海、輕重術衍生出的“指揮棒來指揮生產”的設想；重農輕商傳統下對生產和實業的重視衍生出的實業發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順實學派所謂的三歪經之一的……聖西門主義。
這個歷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響了法國三十年的、一等一的顯學。
也即，從純粹技術的角度看:未來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飽穿暖的。
這種純技術的觀點，甚至影響了大順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謝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這種背景下純技術觀點的一種體現。
其次:
技術、機械等，此時，還不到必須要大量資本集中研發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階段。
相反，鐘錶匠自己在家，搓出來了改變航海術的航海鍾；紡織工自己在家，搓出來了改變紡織業的紡車；法國工匠，也能搓出來蒸汽汽車……
總之，資本與技術發明的關係，還沒有那麼密切。
彷彿，一個天才的想法，就能改變世界；一個工匠，可能憑藉一種發明，瞬間成為技術領先的資本家完成階級跨越……
人，或者說，技術，甚至可以和資本沒啥關係。人，尤其是獨立的、自由的、一個個的人，無限可能，說不定哪天就可能縱身一躍。
這，會產生很多的、至少此時看起來正確的想法:精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的才智和努力會讓你今天還默默無聞、明天則名聲、票子、妹子，一應俱全。
再次:
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工廠制等，已經在一些先發地區建立起來。
新技術的應用、新機械的使用，無疑生產出了更多的、過去想都不敢想的產品。
或者如宣言裡那句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雖然此時還沒有到這種地步，但已經開始展露崢嶸，彰顯出未來的無限可能。
但是，階級間的鬥爭，在此時，更多的，表現在舊時代的毀滅，而不是新時代的無法解決的固有危機。
或者說，在此時、在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的那種固有危機、內生問題，還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問題。
反倒是，對舊時代的毀滅，原始積累的罪惡，叫上個時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恆的正義”、“永恆的仁義性善”之類的方式看問題的人，產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
而另一方面:小農破產、手工業者破產、失業、小塊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貧困的加劇、原本城市的中產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廠的商品衝擊滑入赤貧。
技術的進步，按說應該是世界更美好、人們會過的更好才是。
但在這個過渡期，尤其是新時代從舊時代的母體破體而出、並且要殺死舊時代的階段……只能說，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畢竟，舊時代還未死，而絕大多數人還是舊時代的人。
於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聽起來仁義道德的”反動思潮。
甚至可以這麼說，誰“反動”，誰才能在這個時代當顯學。
至少在此時的大順，這幾個問題，表現得非常明顯。
當然，主要是在別的地方，比如歐洲，暫時還沒資格出現這個問題。
“反動”的學說成為顯學的條件，顯然是“進步”的力量已經很強大、並且開始對舊時代產生威脅、且已經實實在在製造了新問題，才有資格出現這麼一個“幾乎必然”的階段——以仁愛、抽象的人道主義、道德、善良、人性等為出發點的反動社。
一方面，是大順的農業生產力過早的發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達成了歐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畝產而導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產力水平，以及前一個變革期留下的諸多與此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空想。
另一方面，則是千餘年間此起彼伏的鬥爭、起義，帶來的種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的思潮。
也即是說，在大順的先發地區，一些能、也只能誕生在“新舊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經開始出現。
這些思潮，主觀上，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為了多數人”。
但客觀上。
要麼:
是陷入【基於人道主義原則的空想。對於社會未來的構想，只是把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即財產的平等佔有）為社會變革的直接目的……】，即資本主義發展期的第二種私有制對第一種私有制的謀殺的一種反動。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從人道主義的原則幻想著不要出現剝削和兩極分化的那種以佔有他人勞動成果為基礎的私有制，從邏輯上就陷入了一個需要“機械降神”的死循環中，因為這一套東西，所有制和生產沒有任何關係，而私有制純粹是一個意志的結果，而意志的結果意味著需要一個名為“守護私有制；但又不準兼併、不準壓迫、不準剝削、不準低買高賣、不準投機、不準賺超額的利潤、不準囤貨居奇”的神明來守護這種意志在現實得以實現。
要麼:
鼓吹性善、鼓吹愛、鼓吹仁義道德。
從抽象的人性出發，起勁地咒罵資本主義是一種罪惡，因為它使小生產者、小農等破產。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張無代價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貧困者，甚至主張把無產者變為小生產者。
要麼:
則陷入一種【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的某種必然。
於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
最後:
則是大順這種歷史上有個鹽鐵之爭、官營、管控、均輸、輕重等早期思辨的國家，則很容易產生一種批判的空想。
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發展實業、解決新時代體系下生產無序等問題，等等。
依靠科舉制所衍生出的“選拔精英治國”的精英主義；繼承傳統的官山海、輕重術衍生出的“指揮棒來指揮生產”的設想；重農輕商傳統下對生產和實業的重視衍生出的實業發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順實學派所謂的三歪經之一的……聖西門主義。
這個歷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響了法國三十年的、一等一的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