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慕羲和 作品
第八四三章 多歧路，今安在（二）
七郡在老皇帝手裡，不是給兒子的遺產，而是給兒子的負擔。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裡，才是給兒子的遺產，而非負擔。
這份遺產，可以讓兒子刷到威望、把控軍權、在實踐中學會怎麼搞內外帝國、在戰爭中學會平衡文武。
威望和軍權，對新皇帝來說，才是最大的、最有價值的遺產。
非核心區的土地，並不是。
沒有多少人能透徹看清大順的這種被劉鈺“綁架”之後，【道統】試圖反動轉型卻依然失敗的局面。
也沒有多少人看到，皇權、軍功地主良家子軍官團、與朝廷息息相關的工商業大資產階級、恐懼於新時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階層、被邊緣化的實學新學人才、自宋以來儒家的以小農和小生產者為最終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農華東資本南方宗族主客械鬥的社會撕裂、保守的傳統士大夫……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會滑向何處。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舊時代湧起的大潮中，漸漸產生了很多理所當然的“無意識”，但這種理所當然的無意識，本身就是一種意識。
一如此時的孟松麓，他深處潮水之中，應著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話語，理所當然地覺得如果資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時候，必然應該優先移走山東河南的百姓，資本首先應該是服務於聖朝的，然後才是天下，最後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從不應該是因為那裡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選擇移走那裡的人。
沒有為什麼。
甚至這就是大順這邊傳統的某種【self-evident】，不證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許反對其中的血腥殘酷與不仁義。
但又時不時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許都不知道，他隱約覺得自己的反對是無用的，也是無意義的，於是選擇了逃避，遠走他鄉萬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師，都以為，他的內心藏著張博望、班定遠。
實際上，他的內心，並不是張班等人心裡裝著西域的萬里黃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發富庶的工商繁華。
盛世，從不是個好詞。
只有經歷過開元繁華、又經歷過安史之亂的人，才能理解什麼是盛世。
在天寶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這個詞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韻悠長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飲歡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點鐘的太陽。盛世是傍晚山巔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並不承認朱熹的判斷，事功學會毀滅聖道；也不相信，事功學發展的極致必然揚矢周孔，哪怕發起事功學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內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處，卻告訴他去遠方，離開事功學蓬勃發展的地方。
因為對劉鈺一貫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對；既興奮、又痛苦；既讚許、又批判。
他傳承自舊時代的信仰，已經崩潰；可新時代的信仰，還不成體系。
他說反對劉鈺的弱水之橋的想法。
但卻在學派正式決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區嘗試鄉約村社建設的時候，他選擇了逃避，去檀香山。
於是，就如現在。
當權哲身告訴他，劉鈺決定傳授權哲身富國富民之道的時候。
他內心想的，是興國公行事，必然有詐，不知道又挖了一個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幾乎同時，內心又想，興國公行事，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難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亂大難，我自東渡萬里，眼不見，則不知，便不存在。
他沒有惆悵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內心在假裝這是大漢永平十六年的洛陽街頭，假裝自己是即將踏上西域的年輕的班仲升。
所以高談闊論，壯懷激烈，指點江山，激昂文字。
不斷笑著回應著權哲身的疑惑，用這種遠赴萬里行大功的激昂壯懷，評價著權哲身從劉鈺那聽到的“興工商”的理念。
作為一個親眼目睹了從廢運河、毀鹽業、揚州風流只殘垣、十萬閒民徙遠疆的全過程的儒生。
其實不該用這種激昂壯烈、品評道器的語氣，來評價“興工商”這三個字。
但他還是用這種彷彿無意識的意識，看好朝鮮國若發展工商業的前景。
至於發展什麼，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發展工商業的第一步，就是劉鈺用事實、或者說用裝滿南洋米、蝦夷麥的大船，鼓吹糧食夠吃社會分工論。
當同樣的鼓吹再次出現的時候，他自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甚至於，他還主動幫著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稅收催動貨幣白銀化，或者貨幣大順化。
告訴權哲身，或許，貨幣取代過去的實物，是一種必然，不要徒勞地在這件事上選擇復古。
唯獨堅持的一點，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並且不是橋而是彼岸，因為他隱約知道，這是儒家體系的基石。
或許，以松蘇為中心聯絡的南洋關東，已然成為了新天下的某種模板。
只是，將來，天下或許還在。
但卻或許不再是那個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權哲身其實自己已經動搖了。
大順太大了。
相對於東北的藩屬，即便淮南蘇北的鹽改墾地，也一樣很大、非常大。
權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擔憂，也不可能理解他們學派認為江蘇模式不可能推行於天下的理由。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廣闊的大順帝國裡，江蘇省和甘肅省的區別，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動輒百萬流民起義的場景，到底有多恐怖。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裡，才是給兒子的遺產，而非負擔。
這份遺產，可以讓兒子刷到威望、把控軍權、在實踐中學會怎麼搞內外帝國、在戰爭中學會平衡文武。
威望和軍權，對新皇帝來說，才是最大的、最有價值的遺產。
非核心區的土地，並不是。
沒有多少人能透徹看清大順的這種被劉鈺“綁架”之後，【道統】試圖反動轉型卻依然失敗的局面。
也沒有多少人看到，皇權、軍功地主良家子軍官團、與朝廷息息相關的工商業大資產階級、恐懼於新時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階層、被邊緣化的實學新學人才、自宋以來儒家的以小農和小生產者為最終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農華東資本南方宗族主客械鬥的社會撕裂、保守的傳統士大夫……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會滑向何處。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舊時代湧起的大潮中，漸漸產生了很多理所當然的“無意識”，但這種理所當然的無意識，本身就是一種意識。
一如此時的孟松麓，他深處潮水之中，應著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話語，理所當然地覺得如果資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時候，必然應該優先移走山東河南的百姓，資本首先應該是服務於聖朝的，然後才是天下，最後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從不應該是因為那裡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選擇移走那裡的人。
沒有為什麼。
甚至這就是大順這邊傳統的某種【self-evident】，不證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許反對其中的血腥殘酷與不仁義。
但又時不時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許都不知道，他隱約覺得自己的反對是無用的，也是無意義的，於是選擇了逃避，遠走他鄉萬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師，都以為，他的內心藏著張博望、班定遠。
實際上，他的內心，並不是張班等人心裡裝著西域的萬里黃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發富庶的工商繁華。
盛世，從不是個好詞。
只有經歷過開元繁華、又經歷過安史之亂的人，才能理解什麼是盛世。
在天寶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這個詞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韻悠長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飲歡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點鐘的太陽。盛世是傍晚山巔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並不承認朱熹的判斷，事功學會毀滅聖道；也不相信，事功學發展的極致必然揚矢周孔，哪怕發起事功學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內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處，卻告訴他去遠方，離開事功學蓬勃發展的地方。
因為對劉鈺一貫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對；既興奮、又痛苦；既讚許、又批判。
他傳承自舊時代的信仰，已經崩潰；可新時代的信仰，還不成體系。
他說反對劉鈺的弱水之橋的想法。
但卻在學派正式決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區嘗試鄉約村社建設的時候，他選擇了逃避，去檀香山。
於是，就如現在。
當權哲身告訴他，劉鈺決定傳授權哲身富國富民之道的時候。
他內心想的，是興國公行事，必然有詐，不知道又挖了一個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幾乎同時，內心又想，興國公行事，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難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亂大難，我自東渡萬里，眼不見，則不知，便不存在。
他沒有惆悵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內心在假裝這是大漢永平十六年的洛陽街頭，假裝自己是即將踏上西域的年輕的班仲升。
所以高談闊論，壯懷激烈，指點江山，激昂文字。
不斷笑著回應著權哲身的疑惑，用這種遠赴萬里行大功的激昂壯懷，評價著權哲身從劉鈺那聽到的“興工商”的理念。
作為一個親眼目睹了從廢運河、毀鹽業、揚州風流只殘垣、十萬閒民徙遠疆的全過程的儒生。
其實不該用這種激昂壯烈、品評道器的語氣，來評價“興工商”這三個字。
但他還是用這種彷彿無意識的意識，看好朝鮮國若發展工商業的前景。
至於發展什麼，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發展工商業的第一步，就是劉鈺用事實、或者說用裝滿南洋米、蝦夷麥的大船，鼓吹糧食夠吃社會分工論。
當同樣的鼓吹再次出現的時候，他自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甚至於，他還主動幫著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稅收催動貨幣白銀化，或者貨幣大順化。
告訴權哲身，或許，貨幣取代過去的實物，是一種必然，不要徒勞地在這件事上選擇復古。
唯獨堅持的一點，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並且不是橋而是彼岸，因為他隱約知道，這是儒家體系的基石。
或許，以松蘇為中心聯絡的南洋關東，已然成為了新天下的某種模板。
只是，將來，天下或許還在。
但卻或許不再是那個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權哲身其實自己已經動搖了。
大順太大了。
相對於東北的藩屬，即便淮南蘇北的鹽改墾地，也一樣很大、非常大。
權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擔憂，也不可能理解他們學派認為江蘇模式不可能推行於天下的理由。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廣闊的大順帝國裡，江蘇省和甘肅省的區別，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動輒百萬流民起義的場景，到底有多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