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慕羲和 作品

終章 九三年(十)

    在巴黎,劉玉的名聲,尤其是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相當不錯。在這裡,就完全不一樣。

    在歐洲的“沙龍”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當時還活著的劉玉,“先知”般狂噴了天主教廷和耶穌會,在那之後,至少在歐洲,他在巴黎的沙龍間,已經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東方旗手”。

    這事,在大順,就是個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卻是個大事。

    一方面,劉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穌會和天主教聽在地震後可能要說的話,諷刺了一番,而事實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後,耶穌會果然聲稱這是天罰。

    另一方面,劉玉提前的狂噴和打預防針,為早期啟蒙運動的重要支柱——來布尼茨樂觀主義——降了降溫。

    這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歐洲的宗教浸潤人心的傳統,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向極端,而極端又很容易在面臨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懵圈:說好了,這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那個世界被上帝選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場景真正入眼的時候,怎麼也沒法相信這就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世界”。

    那場之前所謂的“啟蒙運動加速年”之後,由里斯本大地震等問題作為導火索,最終引爆了耶穌會問題、各國與教廷關係等,導致了耶穌會被解散,這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一場重大勝利。

    加上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和德國的絕對理性主義啟蒙還不一樣,他們更激進,最終也更傾向於無神論。

    而捨棄來布尼茨的樂觀主義——世間雖有惡,但這是一種平衡,是上帝創世時候弄了成千上萬個程序後,發現這才是bug最少、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加速到反教會、反宗教、甚至最後破四大舊把聖母院改理性聖殿,是非常重要的。

    啟蒙運動既然是一場偉大的運動,那麼必然得有兩個條件。

    一:為現狀的批判。

    二:對未來的展望。

    不是說別的沒有。

    而是說,想要偉大,這兩條是必須的。

    那麼,對未來的展望,又得具備一定的世界視角。

    於是,劉玉鼓吹的自由貿易、配上自然秩序論,自然可以作為對未來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說。

    67年法國發生饑荒,而重農學派認為不應該管,應該等待自然秩序的調節。

    這是不是啟蒙運動?

    當然是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就好比說,伏爾泰和盧梭整天對噴,那你總不能因為他倆意見不同,就開除盧梭或者伏爾泰的啟蒙籍。

    現在的大順,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狀態下。

    這不是說軍事或者地緣,而是說“文化”上。

    大順實學派的對外擴張派,秉持的是劉玉當初定下的“把世界的,偽裝成民族的”。

    這是進攻手段。

    但一樣。

    大順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歐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順的舊時代的諸多傳統文化。

    是以,這個“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順最佳的進攻手段。

    首先,這玩意兒,你別管這道、自然,到底是誰創的。是上帝、耶和華、盤古,亦或者別的什麼玩意兒,那都無所謂。你覺得是誰,那就是誰。關鍵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誰創的。

    其次,這玩意兒,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而啟蒙運動中,自然包括著對未來的展望,這種展望又必須是世界範圍內的,不能說這東西在你這對,在別處就錯。

    最後,劉玉在大順一戰之前,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各國自由貿易,充分發揮各國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整個人類都一起攜手蒸蒸日上。

    這東西吧,在之前的大順,其實影響力沒那麼大。

    但在支離破碎的歐洲,影響力可比在大順這邊大多了。

    人,不能虛空打靶。

    在大順,具體到經濟問題上,之前噴的方向,一直延續著鹽鐵論裡的幾個事:無非就是鹽到底是否該徹底放開,商賈去經營;朝廷到底有沒有必要鑄錢,為啥不把鑄錢下放給私人?

    而別的事,確實沒法噴。比如說,之前大順真沒有說,讓陝西對松蘇的絲綢增加100%關稅以保護陝西絲織業;也沒有說,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須要穿松蘇產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順內部,準確來說,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是本身存在的。這玩意兒本來就是黑的,你難道去噴說這玩意兒不是黑的嗎?

    所以,這東西,在大順的影響力,和在歐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再換個說法。

    比如說,法革的一項偉大成就,是在繼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長子繼承。這在歐洲,是要被驚呼為驚天創世之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