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慕羲和 作品

第二九零章 最後的鬧劇(十六)

    亞當·斯密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絕對優勢”,直到穀物法問題後這個問題無法解釋了,才有李嘉圖補充發展出來了“相對優勢”?

    大順這邊的經濟學啟蒙運動,也是一樣的。

    殘缺的。

    片面的。

    需要補完的。

    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在繼續發展、補完之前,大順終究還是要繼續塑造可以發現新問題的經濟基礎、塑造可以產生新的社會意識的社會存在。

    自由貿易的思潮,產生於國與國之間的貿易。

    並且,是因為國家之間的貿易,存在關稅保護、重商主義、國內政策性保護等。

    所以,可以這麼說,自由貿易理論,在大順,壓根不可能自己出現。

    除非有一天,大順搞出來貿易逆差了、搞出來關稅保護了、搞出來產業扶植了。

    否則,這東西,在大順壓根不可能出現。

    反過來,也一樣。

    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在1760年,指導了英國經濟的運行嗎?

    並沒有。

    相反,他的學說,雖是顯學,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樣的。

    大順搞得是他媽的自由貿易嗎?劉玉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顏,其實壓根不是。

    但是,自由貿易學說,卻可以迅速在大順傳播,並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為何?

    因為,基於國與國貿易搞出來的自由貿易學說,大順官方壓根不覺得有任何害處,自是任其傳播。因為大順是個純粹的貿易順差國。

    任何有影響力的學說,都是基於對現實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於是。

    對英國極端重商主義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貿易學說。

    對法國的國家管控和工業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農學派。

    同樣的。

    對大順吊毛不管的經濟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順的精英階層,開始了對《管子》、《鹽鐵》、《周禮新義》的追捧。

    這群人對大順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這,與支離破碎的、保護主義盛行的、各國競爭激烈、產業同質化嚴重的歐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於對現實的批判。

    只不過,歐洲的現實,和大順的現實,不是一個現實而已。

    千百萬勤勞的勞動人民、積累了兩千多年的手工業和農業技術,使得大順在“經濟學”的問題上,陷入了一個怪圈。

    因為沒有產業被他國衝擊的現實,所以,大順不存在產生重商主義的土壤。

    又因為這個不存在產生重商主義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義而誕生的自由貿易的土壤。

    比如說《管子》裡講了許多的經濟戰的套路。

    問題是,從漢開始,這個帝國,和誰打經濟戰?

    誰有資格,和這個帝國裡世界最強的小農經濟副業和手工業打經濟戰?

    是朝鮮紙,逼到了宣城造紙業僱工起義了?

    還是日本燒,逼到景德鎮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絲,影響到湖絲價格了?

    印度棉布,威脅到松蘇布了?

    荷蘭的陶器,威脅到宜興紫砂了?

    對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脅,搞保護主義,這是腦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綢繆。

    對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義,狂加批判,要自由貿易,這和瘋子囈語沒啥區別。

    重【商】主義的“商”,和重農輕【商】的“商”,壓根不是一個商。

    你不能說:

    英國搞壟斷權,搞東印度公司獨家專營權,發現走私販子直接擊殺,私自過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貨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義】。

    大明也搞壟斷權,永樂官方壟斷下南洋的香料貿易,走私一經發現就抓、海盜逃到南洋也要抓,不準私人去搞香料貿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農輕商】。

    所以,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

    當大順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賣貨的商業霸權握在了自己手裡,擁有了這個社會存在後。

    大順的這些人,轉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現在應該多用點管控手段”,也就理所當然了。

    大順不是英國,精英階層的視角,要放在和法國爭霸上、打壓荷蘭的運輸業上、保護本國的紡織業上。

    大順也不是法國,精英階層的視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對本土葡萄酒的衝擊上、要放在荷蘭走私品對本國產業的破壞上、要放在東方商品對本國手工業的衝擊上。

    大順是大順。

    所以,最終,還是要繞回到“地主和農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