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慕羲和 作品
第二八四章 最後的鬧劇（十）
對於李欗的這個回答，劉玉算是基本上滿意。
李欗覺得劉玉是在考教他。
實際上確實就是在考教他。
整體上，劉玉對於在湖北搞出來米禁這個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大順需要一個“明白東施和西施的差距並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長得不一樣；東施可以輕易地把西施的動作學會，卻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這個道理，看起來跟傻子也該知道的道理一樣。
然而實際上，真正能懂這個道理的人，在大順，真的並不多。
最起碼，太子就不知道，劉玉在松蘇諸多激進政策的前提，是海運和南洋米東北高粱蝦夷麥。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糧食這玩意兒，其實挺神奇的。
如果說，“人均”這個概念以整個大順來說，“人均”這個概念，其實是個扯犢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運輸等能力不達標的情況下，南洋的米，並不能和河南的麥子，來個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說，以一省來論的話，人均這個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義。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進改革，雖然說，或許後世來看，也並不怎麼激進。無非就是允許或者鼓勵農民種棉花、種芝麻。但實際上，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年月，允許農民改稻為桑、改麥為棉、改菽為芝麻，就是非常激進的改革。
簡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觸動了湖北的“人均糧食佔有量”這個底線。使得湖北的糧食產量，完全無法達到人年均450斤的紅線。
糧食這玩意兒，過於神奇。
別的玩意兒吧，可能說，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著貨到了的時候再用。
而糧食這玩意兒，不能說今天缺、今天貴，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馬爾薩斯經濟學來解釋，就是，缺10的糧食，並不意味著糧價上漲12，從而達到和原本一樣的銷售額；而是，會上漲到讓10的人餓死、買不起。
馬爾薩斯說，糧食這玩意兒啊，你要是用“正統經濟學”這一套東西去解釋，你肯定會哭。缺10的糧食，絕對不是糧食漲價12，而絕對是糧食漲價到10的人餓死。
這個，算是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的東西。而顯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沒有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按照太子所想，農民種棉花、種芝麻，換了錢，算“錢”，絕對比種糧食合算，然後用錢買糧食，豈不美哉？
現實是，湖北種棉花、種芝麻，直接導致了湖北的糧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通過長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對大順而言。
傳統的“重農輕商”的真正邏輯，並不在於“想辦法讓農民改稻為桑”。
實際上，傳統的“重農輕商”邏輯，面臨的真正問題，始終是:農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動想改稻為桑，但是朝廷得先辦法逼著農民不準改稻為桑，不準種菸草、乃至於不要種罌粟。
農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來告訴，其實種經濟作物更賺錢？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農民當成了傻子，所以才會產生農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種植經濟作物的錯覺相反，現實是，農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來“指導”，農民會自發地選擇種植經濟作物。反而，是政府從來都是得想辦法，讓農民不要種植經濟作物，而是去在這個“全世界畝產150斤就算高產”的時代，種糧食。
顯然，太子，連最基本的“重農輕商”的邏輯內核，都沒弄明白。指望著他來搞改革，那完全沒戲。
如李欗和劉玉說的，後來人、後來事。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發生改變。後來的人，才能根據後來的社會存在經濟基礎現實情況，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錯誤的方法論，拿出一個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術”。
劉玉給李欗講的那個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氣蒸騰作用，比作稅收。
國家政權，要代天行雨。
讓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澇的澇死，最終蒸騰和降雨循環崩潰。
這一點，李欗是認可的。
而下一個，說靠投資移民，再從墾殖上徵稅得利反哺移民遷徙的說法，這就又是個“刻舟求劍”、“東施效顰”的問題了。
顯然，李欗一聽就覺察出了問題，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漢等地，還有幾十億畝未開墾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說得通的。
而大順的實際情況，是可以墾殖的幾十億畝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於是，這一套以墾殖增值的思路，並不適用於大順。
而只能反過來。
並不把墾殖作為一種可以自循環增值的方法，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工商業的“邊角料”。
很多理論要結合實際，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術”。
哪怕說這聖西門主義、波拿巴主義，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即便是這些有問題的玩意兒，也不需要結合現實，中國化。
李欗覺得劉玉是在考教他。
實際上確實就是在考教他。
整體上，劉玉對於在湖北搞出來米禁這個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大順需要一個“明白東施和西施的差距並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長得不一樣；東施可以輕易地把西施的動作學會，卻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這個道理，看起來跟傻子也該知道的道理一樣。
然而實際上，真正能懂這個道理的人，在大順，真的並不多。
最起碼，太子就不知道，劉玉在松蘇諸多激進政策的前提，是海運和南洋米東北高粱蝦夷麥。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糧食這玩意兒，其實挺神奇的。
如果說，“人均”這個概念以整個大順來說，“人均”這個概念，其實是個扯犢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運輸等能力不達標的情況下，南洋的米，並不能和河南的麥子，來個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說，以一省來論的話，人均這個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義。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進改革，雖然說，或許後世來看，也並不怎麼激進。無非就是允許或者鼓勵農民種棉花、種芝麻。但實際上，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年月，允許農民改稻為桑、改麥為棉、改菽為芝麻，就是非常激進的改革。
簡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觸動了湖北的“人均糧食佔有量”這個底線。使得湖北的糧食產量，完全無法達到人年均450斤的紅線。
糧食這玩意兒，過於神奇。
別的玩意兒吧，可能說，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著貨到了的時候再用。
而糧食這玩意兒，不能說今天缺、今天貴，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馬爾薩斯經濟學來解釋，就是，缺10的糧食，並不意味著糧價上漲12，從而達到和原本一樣的銷售額；而是，會上漲到讓10的人餓死、買不起。
馬爾薩斯說，糧食這玩意兒啊，你要是用“正統經濟學”這一套東西去解釋，你肯定會哭。缺10的糧食，絕對不是糧食漲價12，而絕對是糧食漲價到10的人餓死。
這個，算是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的東西。而顯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沒有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按照太子所想，農民種棉花、種芝麻，換了錢，算“錢”，絕對比種糧食合算，然後用錢買糧食，豈不美哉？
現實是，湖北種棉花、種芝麻，直接導致了湖北的糧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通過長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對大順而言。
傳統的“重農輕商”的真正邏輯，並不在於“想辦法讓農民改稻為桑”。
實際上，傳統的“重農輕商”邏輯，面臨的真正問題，始終是:農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動想改稻為桑，但是朝廷得先辦法逼著農民不準改稻為桑，不準種菸草、乃至於不要種罌粟。
農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來告訴，其實種經濟作物更賺錢？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農民當成了傻子，所以才會產生農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種植經濟作物的錯覺相反，現實是，農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來“指導”，農民會自發地選擇種植經濟作物。反而，是政府從來都是得想辦法，讓農民不要種植經濟作物，而是去在這個“全世界畝產150斤就算高產”的時代，種糧食。
顯然，太子，連最基本的“重農輕商”的邏輯內核，都沒弄明白。指望著他來搞改革，那完全沒戲。
如李欗和劉玉說的，後來人、後來事。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發生改變。後來的人，才能根據後來的社會存在經濟基礎現實情況，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錯誤的方法論，拿出一個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術”。
劉玉給李欗講的那個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氣蒸騰作用，比作稅收。
國家政權，要代天行雨。
讓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澇的澇死，最終蒸騰和降雨循環崩潰。
這一點，李欗是認可的。
而下一個，說靠投資移民，再從墾殖上徵稅得利反哺移民遷徙的說法，這就又是個“刻舟求劍”、“東施效顰”的問題了。
顯然，李欗一聽就覺察出了問題，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漢等地，還有幾十億畝未開墾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說得通的。
而大順的實際情況，是可以墾殖的幾十億畝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於是，這一套以墾殖增值的思路，並不適用於大順。
而只能反過來。
並不把墾殖作為一種可以自循環增值的方法，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工商業的“邊角料”。
很多理論要結合實際，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術”。
哪怕說這聖西門主義、波拿巴主義，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即便是這些有問題的玩意兒，也不需要結合現實，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