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慕羲和 作品
第七九二章 工業革命（九）
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肯定不能說是單向的。要較真的話，那江蘇等地種大米的百姓還受到朝鮮稻米衝擊的影響了呢。
但問題不在於是否受到了影響。
問題在於，受到影響的這些人，是否能夠影響大順的貿易政策。
因為朝鮮的貿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邊境採參殺人事件之後，擴大開埠，主動權已經完全在大順手裡了。
雖然朝鮮國內部已經迸發出了一些思潮，認為大順對朝鮮，由“王道”轉為了“霸道”，實際上大順已經從夏變夷了。因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順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駐軍、官員、勳貴、統治核心集團，是靠財政收入支撐的。
更深入的白銀貨幣化改革之後，發下來的是錢。
發糧食，希望糧食越貴越好。
發錢，自然希望糧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這群人，並不覺得糧食降價是件太壞的事，那這件事也就這樣了。
總歸，朝鮮國其實最終也接受了這種結果，並且因為朝鮮國特殊的賦稅制度、財政收入來源，使得朝鮮國王室，也最終認可了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甚至從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鮮國，自稱小中華。
諸如兩班制度、種姓身份、奴婢制度、門閥制度等，沒看出來哪裡中、哪裡華了。
但朝鮮國有一點，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鮮國的稅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黃宗羲通過總結歷朝稅制改革而提出的“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簡言之，稅越改越多，底層越來越苦。
理論上是從甲稅、乙賦，合併改成丙稅。現實是改成丙稅之後，甲稅乙賦都保留著——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條鞭法，說好了是把過去的幾股繩擰成一條鞭，結果變成了幾股繩還在又加了一條鞭。
理論上，一些特殊稅種，在特殊情況下要徵收，一旦特殊情況過去就該取締。然而現實是——比如經典的滿清竊據天下後，繼續徵收“為了收復遼地、擊敗東虜而加”的遼餉。
理論上，甭管按照人頭徵稅是否合理，但按照人頭和勞動力征稅，總能保證朝廷的財政支出。然而現實是——按照人頭徵稅，必然導致擁有奴婢的官僚貴族，隱瞞人口；朝廷按照人頭徵稅，那麼一些人就選擇投效貴族官僚；最後這些稅全落在了最底層的百姓頭上。
這黃宗羲定律在朝鮮國可是演了個全套。
甚至這還不過癮，還加上了朝鮮國特色的“青苗法”，還谷制。
簡單來說，所謂還谷制，就是變種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給百姓，然後用利息收入支撐官僚和王室消費。
不貸也得貸。
基層搞增收。
這種情況下，朝鮮朝廷也發現，哎，放高利貸給百姓，搞還谷制收那麼點利息；為什麼不把稻米賣給大順，從大順進口棉布之類內部銷售，再賺一筆呢？
加之劉鈺搞對外貿易，尤其是對周邊國家的對外貿易，素來猥瑣，從來都是主動幫對面建立海關、允許對面徵收一定的關稅的。
對日本如此，對朝鮮也是如此。
主動讓對面徵收關稅，只是稅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產業壓死，還又能讓對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財政收入，從而對內鎮壓，順帶增加他們對關稅的依賴。
日本是幕府拿著關稅，美滋滋，幫著大順壓制各路諸侯，做大順的守土官長。
朝鮮則因為情況特殊，還谷制和黃宗羲定律下的稅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裡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隨著朝鮮內部的變革，允許邊遠地方用土貢代替稻米。
這就使得朝鮮王朝，在經濟意義上，蛻變為大順資本集團控制的朝鮮貿易公司。
朝廷收稅、放貸、收谷、收土貢；然後朝鮮的朝廷，再把這些米、人參、鹿茸等，賣給大順，換取大順的棉布絲綢瓷器鐵器書籍；再把大順的這些棉布鐵器手工業品，在內部換更多的米。
但問題不在於是否受到了影響。
問題在於，受到影響的這些人，是否能夠影響大順的貿易政策。
因為朝鮮的貿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邊境採參殺人事件之後，擴大開埠，主動權已經完全在大順手裡了。
雖然朝鮮國內部已經迸發出了一些思潮，認為大順對朝鮮，由“王道”轉為了“霸道”，實際上大順已經從夏變夷了。因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順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駐軍、官員、勳貴、統治核心集團，是靠財政收入支撐的。
更深入的白銀貨幣化改革之後，發下來的是錢。
發糧食，希望糧食越貴越好。
發錢，自然希望糧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這群人，並不覺得糧食降價是件太壞的事，那這件事也就這樣了。
總歸，朝鮮國其實最終也接受了這種結果，並且因為朝鮮國特殊的賦稅制度、財政收入來源，使得朝鮮國王室，也最終認可了這種畸形的進出口貿易，甚至從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鮮國，自稱小中華。
諸如兩班制度、種姓身份、奴婢制度、門閥制度等，沒看出來哪裡中、哪裡華了。
但朝鮮國有一點，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鮮國的稅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黃宗羲通過總結歷朝稅制改革而提出的“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簡言之，稅越改越多，底層越來越苦。
理論上是從甲稅、乙賦，合併改成丙稅。現實是改成丙稅之後，甲稅乙賦都保留著——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條鞭法，說好了是把過去的幾股繩擰成一條鞭，結果變成了幾股繩還在又加了一條鞭。
理論上，一些特殊稅種，在特殊情況下要徵收，一旦特殊情況過去就該取締。然而現實是——比如經典的滿清竊據天下後，繼續徵收“為了收復遼地、擊敗東虜而加”的遼餉。
理論上，甭管按照人頭徵稅是否合理，但按照人頭和勞動力征稅，總能保證朝廷的財政支出。然而現實是——按照人頭徵稅，必然導致擁有奴婢的官僚貴族，隱瞞人口；朝廷按照人頭徵稅，那麼一些人就選擇投效貴族官僚；最後這些稅全落在了最底層的百姓頭上。
這黃宗羲定律在朝鮮國可是演了個全套。
甚至這還不過癮，還加上了朝鮮國特色的“青苗法”，還谷制。
簡單來說，所謂還谷制，就是變種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給百姓，然後用利息收入支撐官僚和王室消費。
不貸也得貸。
基層搞增收。
這種情況下，朝鮮朝廷也發現，哎，放高利貸給百姓，搞還谷制收那麼點利息；為什麼不把稻米賣給大順，從大順進口棉布之類內部銷售，再賺一筆呢？
加之劉鈺搞對外貿易，尤其是對周邊國家的對外貿易，素來猥瑣，從來都是主動幫對面建立海關、允許對面徵收一定的關稅的。
對日本如此，對朝鮮也是如此。
主動讓對面徵收關稅，只是稅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產業壓死，還又能讓對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財政收入，從而對內鎮壓，順帶增加他們對關稅的依賴。
日本是幕府拿著關稅，美滋滋，幫著大順壓制各路諸侯，做大順的守土官長。
朝鮮則因為情況特殊，還谷制和黃宗羲定律下的稅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裡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隨著朝鮮內部的變革，允許邊遠地方用土貢代替稻米。
這就使得朝鮮王朝，在經濟意義上，蛻變為大順資本集團控制的朝鮮貿易公司。
朝廷收稅、放貸、收谷、收土貢；然後朝鮮的朝廷，再把這些米、人參、鹿茸等，賣給大順，換取大順的棉布絲綢瓷器鐵器書籍；再把大順的這些棉布鐵器手工業品，在內部換更多的米。